“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之七

 

九十岁与党同龄    七十载与党联心

——记离休教授张薰华

 

  

张薰华：1921年生，194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经济学会会长，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走进张薰华老师家的书房，古卷书香气扑鼻而来。午后温暖的阳光映照着满屋的山水花鸟字画，一摞摞报纸和书籍都整齐地叠在五个简朴的书柜里。“那些画都是她（老伴）画的，我平时只是看看报纸看看书写写文章。”张老师提及自己现在简单温馨的日常生活，脸上绽放着孩子般的笑容。

    “风雨同路九十载”

    张薰华老师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我年青时恰逢抗日战争，很想保家卫国，高中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学生抗日救国协会’。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到重庆（复旦大学当年西迁至此）发现坚持抗日的是共产党，自己所尊敬的的几位爱国教授也是亲共的。”张老师说，正是这样的种种巧合让他与共产党结缘，决心加入共产党，为抗日救亡尽一份力。

    张薰华老师的入党过程一波三折。当他在大学期间第一次提出要入党的时候，重庆正遭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党暂时不发展新党员，但张老师还是以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直到大学毕业两年后加入共产党。

“那时我就是想保卫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我是到后来才接触到。它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思想理论，使我认识到了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

    张薰华老师还谈到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党的一些决策。他表示文革是“违背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改革开放则是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错误并予以改正。作为一个正直严谨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张薰华老师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也会对文革时期领导人进行尖锐的批评，指出“建设国家时对社会生产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足是大弊病。”他说，“正是因为文革之后我们党的领导人懂得和掌握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的国家才会建设得越来越好。”

    术业专攻为济世

    张薰华老师淡薄名利，空余时间几乎都用来读书写文。“贱尺璧而重寸阴”是他的座右铭。他专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资本论》研究。著有《〈资本论〉提要》（三册）、《〈资本论〉中的再生产理论》、《<资本论>脉络》等。

    张薰华老师认为，在钻研基础理论时，要努力探索事物内在联系，不惑于表象，不随波逐流。1956年张老师发表了论文《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指标》，与前苏联某统计学家论战了速度和比例关系问题。也正是因为这篇论文，中央选派他到中央党校理论班脱产学习三年，为的是培养共产党自己的“红色理论家”。

    “那三年我一心一意做学问，周末也刻苦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做学问主要就是这三年。”张老师笑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所以我们以前做学生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把书读好。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应该做到的事情嘛。”

张薰华老师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如何济世爱民。为此他做了很多针对我国国情的研究，其中不少为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就是“土地批租”政策的产生：1984年，发表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和《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上海把第二篇论文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求再作补充，是以有了第三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这篇论文由中央下发到各省、市领导机关，催生了一系列政策的启动。此后，“土地批租”成为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普遍形式。

    他还撰写了诸多论文直面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现实问题，如：《遵循客观规律放手发展特区经济》（1984）、《初级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人口膨胀》（1988）、《计划、市场与搞活大中型企业》（1991）、《两个根本转变的理论导向（1997）、《体改的源头在金融与地产改革》（1998）、《从发展生产力剖解‘三农’问题》（2005）、《从唯物辩证法看新中国的变化——兼论中国人口问题》（2008）、《科学发展观焦点在生产力发展》（2009）等。今天，张薰华老师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环境、人口方面，为国家的发展探索尽心尽力。

    正如张老师自己所说，“对任何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人间潇洒走一回，实是将自己沦为普通动物。做人应该为人类群体智力的进化。为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方不虚此行。”，“在学习上，要贱尺璧而重寸阴，抓住时间，努力学习，在学习、生活中对自己严格要求，在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双重作用下取得进步。”

    笑靥温情好养生

    张薰华老师20岁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50年代末赴中央党校进修三年，学成后回到复旦。他曾任近10年的复旦大学校办主任和近22年的经济系主任。

    说到在复旦的生活，张薰华老师说，无论当学生还是当老师，他都可以感受到复旦人的浓浓情谊。求学时，当时的经济系主任樊弘老师支持他参加学生运动。他毕业后，也是樊弘老师将他留了下来。文革时期，一位复旦的学生以“隔离审查”的借口将他关了一年，实则是将他保护起来，使他免遭伤害。

    “复旦就像是我的家，我开垦过这里的土地，安顿过这里的老师和职工，受到过很多人的喜欢和保护，我很爱这里。”说到这里，这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温情。

    张老师最崇拜的复旦人是解放前敢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张志让老师，后来张志让老师成为了新中国时期复旦第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相当于校长）。在立身和育人方面，张薰华老师都以张志让老师为榜样，心怀天下，严谨教学。

    在张薰华老师看来，教书育人是他的本分，更是责任。他多次参加学生组织的活动，和大学生、研究生座谈“治学与做人”、“做人与做学问”的问题。他的学生都言，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也呵护有加。他说：“做人方面，青年应有高尚的情操和广阔的胸怀，关心天下兴衰，鄙视个人主义，抵制实用主义；治学方面，除了要爱惜时间，还要欢迎教师的严格要求。”他引用原复旦教务长严志弦的话说：“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

    谈到知识分子应有的追求和心态，张薰华老师只是列举了几个例子，但这位老人和那宁静的复旦第九宿舍便已是最好的答案。文/胡灵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