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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过一个个“禁区”,创造生命奇迹

 

  每周工作100个小时,每年保证500多台手术。只有真的爱这份工作,一个人才能这样坚持20多年。

 

  污血溅入眼内,拿着刀的手还在继续。满世界都拒绝的病人,当宝贝一样“捡回来”。只有真的爱这份工作,一个人才能这样无所畏惧。

 

别人不肯收的病人,他当宝贝“捡”回来

 

  医生的一个决心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全部我们没有退路,不做的话,生命就要画句号

 

  “两点多了,他出了门诊走进食堂,一脸疲惫,刚准备吃午饭,我老婆怯怯地拿片子跟过去。他说,你们吃饭了吗,我叫食堂再做一份,你先喘口气,慢慢讲……”一位身患晚期肝癌的病人说,他遍寻名医、院士遭拒绝,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中山医院,遇到了刚刚结束门诊的樊嘉教授。他没有挂号,就在食堂接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餐桌门诊”。樊嘉给他写了加急住院的纸条,并且反复叮嘱,“不要放弃,凭着年轻试一试。”这位病人把这次遭遇发到了国内知名乙肝患者论坛“肝胆相照网”上。

 

  在医学界,有人管这类病人叫“边缘人”,不救意味着生命很快走向终结,但是救的成功概率很低,也许一个医生保持了多少年的手术成功率口碑就毁于一旦。有时,成功和失败的机率是5537甚至19,有人视失败为“畏途”,而樊嘉眼里,何处险峰何处景,医生的一个决心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全部。

 

  2002年,首例成人-成人右半肝活体肝移植取得成功,换上了父亲新肝的病人鞠永平如今每次来复诊,都说“来看老朋友”。肝外科副主任周俭教授说:“确实是老朋友,因为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彼此搀扶着共同度过。”

 

  鞠永平同样曾经是个“边缘人”。“手术前那些日子,他有些焦虑,以前从来没有那样过。”周俭说,樊嘉常常喃喃自语,“再想想,再想想。”父亲老鞠年龄大了,还有些脂肪肝,到底能不能承受失肝之重?如果可以做肝移植,其他医院早就做成了。

 

  “但我们没有退路,不做的话,鞠永平的生命就要画句号。”樊嘉说。他把所有细节写了一遍又一遍。

 

  手术从早到晚,整整17个小时。贺轶锋医生回忆,当时受限于医疗技术,CT无法精确预测肝脏体积和重量,究竟父亲的肝要切多少没有依据。术中光切他的肝就用了12小时,肝上血管胆管要保留并精确结扎,共有100-200根血管胆管,创面全部敞开,每根只有1-2毫米,全靠樊嘉一根根手工缝合。只要有一根缝得不好,手术后就会渗血胆漏,引起腹腔感染死亡。如果血管动脉变异了,会长出很多头,手术时就要帮他接很多管子,把血管整形成总的一个头,相当麻烦。

 

  术后,老鞠在普通病房住了一个多月,由于年纪太大,高烧发到39度。儿子在重症监护室仅3天就恢复了,吵着要去看爸爸。这是最艰难的一个月,樊嘉和他的团队也住进了医院,跑病房,跑监护室,不断休整术后方案,一天下几次医嘱、主持几次会诊,正常的门诊和手术也照常开展。他真的累极了,坐在椅子上都会睡着。身体超负荷之外,内心压力更大:这是一个不富裕的家庭,看一次病不容易,万一失败了,如何面对?

 

  一个“禁区”闯过了,更多更艰难的“禁区”接踵而至,那些被各家医院拒之门外的“死刑”病人几乎踏破门槛。这一天记者走进樊嘉手术室,正好目睹了一次“禁区”突击战:已经打开的腹腔里,密密麻麻的血管粘连着一块黑咕隆咚的东西。高强医生说,这是肝尾叶肿瘤,因为紧贴肝脏大血管窝,肿瘤血管随时可能破裂,肿瘤细胞会在肉眼无法察觉的过程中偷偷“跑冒滴漏”,术后复发转移机率很高。原来,一个5公分的肿瘤竟隐藏在四根大血管中。这种状态俗称“天花板”,既要一厘不差地取出“地雷”(肿瘤),又绝不能碰到“天花板”(血管丛)。但“地雷”距离大血管只有几毫米。杨欣荣医生说,类似这种肝尾叶和肿瘤紧贴在一起的手术属于“禁区”,很多医院不肯接受这样的病人,但樊嘉经常当宝贝一样“捡回来”,“内部讨论会上,大家都说不敢开。只有他坚持,他总说要再给生命一次机会。”

 

  廿余年主刀5600多台手术

 

  从一台手术到下一台,都是一路小跑的污血溅入他的眼内,拿着刀的手还在继续工作

 

  这些年来,樊嘉的“生物钟”越拨越快,由于肝源到达上海大多在晚上,他习惯了这样

的节奏:夜深人静时走进手术室,天光放亮后回家,7点半又准时在病区查房、门诊、会议

和日常手术,傍晚去查看病人,每周工作100个小时。20多年来他主刀各种类别的肝癌切除手术5600余台,其中,肝移植手术980余台。从他手上诞生了5600多个医学奇迹,那么多病人获得了1年、2年、3年、5年,以至更长的生命。

 

  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量如何完成?429日下午1305分,记者走进79号手术间时,樊医生正在换他这一天的第六套手术服。伸直胳膊,脱袖子,卸下脏手套,两手一伸,干净的手术服往背后一套,动作一气呵成。助手高强说,换衣服动作一定要快,因为樊嘉一天最多时要换20套衣服,也就是20台手术。有时因为开会怕耽误病情,就在双休日加手术。为了节省时间,常常八个手术室里助手们同步开腹。从一个房间到下一个房间,他一路小跑,一台连着一台转,分秒必争。以一台手术通常耗时1个钟头来计算,“从睁眼一直开到闭眼”。

 

  快、狠、准、稳。只见一言不发、神情肃穆的樊嘉,稳稳握住手术刀,轻轻探入“深穴”,罅隙中运指如飞,刀片在血管丛中穿行而过。助手递过一大把钳子,“嗖嗖”声中,一把把精准扎进洞中。记者匆忙数清共约40把钳子,只听樊嘉道“好了”。顷刻间,“地雷”完整出穴,整个过程不过3分钟。

 

  别看取“地雷”只用数分钟,缝合血管是既耗时又耗尽心力的高技术活。80号手术间里

的下一台手术,病人的肝门静脉里被一个癌栓堵塞了。门静脉是供应肝脏的营养血管,俗称“门户”。“门户”周边布满了丛林般扩张的静脉丛。癌栓拿不干净,会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病人最后会死于肝衰竭。主刀者手脚稍微重一点,就会导致门静脉大出血。而这往往毫无征兆地突发,高医生回忆,有时候喷涌而出的血把手术服从里到外层层染透。

 

  “小心,纱布上的血都是阳性的,有乙肝病毒。”就在记者不经意将一脚踩上纱布时,樊嘉大声制止。沾满了病毒的血纱布、钳子不长眼睛,万一溅到医生怎么办?高强回忆起:有一次切除一个20多公分的肿瘤,可腹部刀口只有25公分,空间被肿瘤占领了,樊嘉的手没有办法在里面动,只能先把血管阻断,用弯头钳住。这时大出血了,满肚子血往外冒,一串血珠一下子溅到了他眼睛里。“通过粘膜,人体很快就会把病毒吸收。”此时他应该立刻停下手术,用大量生理盐水冲洗眼球,并马上滴注眼药水。那一刻,高强记得很清楚,污血溅入樊嘉的眼里,拿着刀的手还在继续工作。因为病人的肝脏处于缺血状态,这个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而当时已经过了10分钟。“时间越短越好,否则开完刀,肝脏功能不全,肝细胞损伤,最后肝功能衰竭。”高强说。几分钟后,肿瘤切下来了,他才给自己滴眼药水。

 

  高医生算了一下,樊嘉平均每周近30台手术,其中约有5台属于这样的高风险作业,手指被割破的小意外时常发生。除了乙肝病毒,有的病人还携带丙肝病毒,目前针对丙肝还没有什么有效疫苗。“如果是小伤口,没怎么出血的,他一般都不去管,术后再冲洗处理。只有出血明显时,他才挤出毒血,用消毒液清洗伤口后,重新换一副手套继续工作。”在高强的记忆中,几乎没见过樊嘉因为“见红”惊慌失措甚至停止手术的,他总是镇定自若。

 

  在他带领下,团队英才辈出

 

  我就像一棵逐渐长成的大树,在中山医院的土壤里努力汲取着营养作为本市首批领军人才,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0名、硕士研究生6

 

  2008年樊嘉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对他攻克肝癌门静脉癌栓成果的肯定。门静脉癌栓是肝癌转移复发根源,发生率高达40%-70%,患者平均生存期仅三四个月。他在国际上最早系统地阐明发病机制,首创的外科综合治疗技术,使手术治疗患者135年生存率提升至76.8%、39.3%、26.8%,无法手术的患者1年生存率由11.4%提高至41.03%,领先于世界。此外,他首次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肝移植“上海复旦标准”,开展了亚洲首例成人肝心联合移植、中国首例经典劈裂式肝移植术、国内年龄最小的劈离式肝移植、国际年龄最大的受体肝移植、上海首例成人—成人右半肝活体肝移植……

 

  个人成绩的背后凝聚着整个中山医院扶持培养的心血。他在针对肝肿瘤的基础研究上收获丰盛,这离不开恩师、国际著名肝癌专家汤钊猷院士和余业勤教授的指导。在一项又一项“第一例”探索性手术的现场,有全院十几个相关科室医生们一次次精诚团结的讨论和守护,有汤钊猷院士、王玉琦院长等领导和老师的鼓劲帮助,更离不开樊嘉的助手、学生默默甘当绿叶。“我就像一棵逐渐长成的大树,在中山医院的土壤里努力汲取着营养。”樊嘉告诉记者。

 

  同时,作为本市首批领军人才之一,樊嘉已培养博士研究生20名、硕士研究生6名。他指导学生致力肿瘤微环境对肝癌复发转移影响研究,通过适当免疫调节对降低肝癌术后复发转移、进一步提高患者疗效具有极其重要意义,这一成果刊发在国际著名肿瘤学杂志《JClinOncol》。在他带领下,肝外科梯队英才辈出,学术骨干已独立承担“863”等国家级课题13项,在国际顶级杂志发表多篇论文,多人获“国家自然基金杰出青年基金”、“曙光计划”、“启明星”计划、“医苑新星”、“晨光计划”等资助。

 

  汤钊猷院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樊嘉做出了三个评价:近10年内独立开辟新领域,带出了一批优秀学生,独立拿到国家科技进步奖。过去,汤院士曾对自己一生有过中肯评价:干成了两件半事———小肝癌研究、大肝癌缩小后手术以及癌转移研究。剩下的半件事———攻克癌转移,他寄希望于樊嘉这一代。“希望他在这半件事上能有所成就、有所突破”。  “要想完全攻克很难,至少还要50-100年。”樊嘉说,他目前正在做的只是很小一部分工作,整个研究体系就像庞大浩瀚的宇宙,他只找到了其中一颗很小的行星,不能解决整个宇宙的问题。

 

  因此,尽管荣誉等身、桃李天下,樊嘉还是有紧迫感。“病人不能等,病情等不及,只能争分夺秒,多做一点是一点。”这句话,他不停强调。

 

  “我每次收邮件,都是半夜里1点多,周俭副主任发过来的。”高强知道,樊老师喜欢在晚上11点以后和大家说课题科研的事。在樊嘉身体力行之下,肝癌研究所整个团队养成了不休周末周日、不请年假的习惯。

 

  “为什么有些病人手术后容易感染死亡?我们天天在研究思考这个问题。”周俭告诉记者,尽管不断挑战“禁区”,但樊嘉还是觉得“不够”,“不能埋头拉车,要抬头看路”,想得再多一点,抓得再紧一点。一提到科研,史颖弘医生的第一反应就是老师的一句话,“

做科研也要抢时间,要牢牢抓住科学前沿的时效性”。

 

  近年来,急功近利成为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社会流行心态,国内外不时爆出科研数据造假事件。但史颖弘告诉记者,团队里每年都有一半论文被老师“压下来”,即使看到了实验数据,他还要求复核、举证、检查。有的论文大家都感觉可以发表了,但就是过不了这一关。杨欣荣有过这样的经历,写的论文被老师打印出来修改,一厘米厚的打印稿上被红笔改得铺天盖地,连标点符号、逻辑不通的句子甚至英文语法错误都一一圈出来,要求修改甚至重写。“科学的诚信和严谨是基础,比科学方向更重要,没有诚信,我们就犯了基本错误。”樊嘉告诫大家。

 

  这种对科研的审慎态度也被带入整个病人管理中。“我看门诊时比较匆忙,可能对病人情况了解不充分,你们发现问题一定要马上和我讲。”樊嘉关照整个团队,对他也要“纠错”。杨欣荣记得,有一个病人从专家门诊收进来准备手术,在门诊樊嘉和他只有10分钟的接触,住院后樊医生很快就排定了这个病人的手术日程和计划。但是杨欣荣很快发现,这个病人的肝脏指标(ICG)超过正常范围,不能马上手术。他在会上提出反对意见后,樊嘉立刻更改了计划。因为老师实在太忙,助手们已经习惯了随时随地提醒和纠正他。

 

发布时间 2011-05-20